畸形儿“不当出生”，残疾或死亡赔偿金能否获赔
畸形儿“不当出生”，残疾或死亡赔偿金能否获赔
摘要：产前检查是保证胎儿出生后是否存在畸形的前提，而产前B超及相关检查是有效筛查胎儿畸形的必要手段，B超根据其诊断的准确性，又分为一级B超，二级B超，三维B超，四维B超等等，但无论是哪一种B超，由于胎儿在母体中都是运动的，随时对于B超成像都可能产生影响，所B超检查的准确率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检查确认确实系畸形胎儿的，医院可以建议孕妇终止妊娠，而对于未检查出系畸形胎儿，导致产妇夫妻丧失了终止妊娠的选择权，从而畸形胎儿“不当出生”，接着而来的就是对畸形儿的出生，家属将可能高额的治疗和康复费用，畸形儿将终身残疾或在治疗一段时间后死亡。那么畸形儿出生后的相关费用，特别是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本文将通过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一
自2012年8月起，王某某在昆明市某妇幼保健院建档，进行孕产期保健服务，多次接受产检，其中包括6次产前B超检查，未被告知异常。2013年2月12日王某某在该医院产下一名男婴，后被诊断有右肺发育不全，脊柱侧弯、伴椎体畸形等。2014年，王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委托进行鉴定意见表述为：医院在脊柱生理曲度改变的告知中，被告存在不确切的过失，建议参与度为20%。法院根据原告的伤残等级，确定残疾赔偿金等的赔偿数额。
案例二
方某某因妊娠反应于2013年8月25号到昆明某医院检查，确认怀孕并随后在该院建卡、接受该院的孕产期保健服务。在该院以后的多次产前检查中，医院未告知方某某夫妇胎儿存在异常。直至2014年2月8日，方某某因“血糖高2个月”在昆明某医院处住院，期间因胎儿“小脑延髓池宽1.0cm”等问题到某妇幼保健院检查和问诊，于2014年2月15日、22日在某妇幼保健院查出胎儿第三室扩张、心脏右室双出口、室间隔缺损等严重、多发的畸形。方某某夫妇紧急前往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云南省某人民医院就诊，该院于2014年2月28日进行了相关检查并验证了上述胎儿多发畸形的存在，之后，又让方某某回昆明某医院待产。2014年3月20日，方某某最终生下一个眼珠缺失、心脏等全身重要器官多发严重畸形的新生儿，该患儿出生6天后死亡。同时据尸检报告证实，新生儿死因为心脏严重畸形。方某某夫妇起诉至法院、并申请鉴定后，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认为，医疗的过错诊疗行为，和患儿的不当出生及随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责任比例建议为20%。随后法院判决被告医院按照20%的比例，承担原告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
从上述两个案例的情况来看，人民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的过程中支持了患方主张的残疾和死亡赔偿金，而在实践中业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有人认为，应该赔偿残疾赔偿金，不应该赔偿死亡赔偿金。理由是：不当出生案件，患儿如果残疾出生，患方根据病情不同，可能需要长期承担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且残疾生存影响患者将来收入，故根据残疾程度和过错比例，赔偿残疾赔偿金是必要的；而死亡赔偿案件中，患儿死亡不再产生新的费用，更为重要的是患儿出生前死亡和出生后死亡，除了医疗费的增加，均造成死亡的后果，其他方面对患儿父母均没有实质性影响。同时认为，也正是患儿的死亡，在一定意义上反倒减轻了患儿父母以后的经济负担，患方既追求死亡后果又要求死亡赔偿，会陷入法律上的悖论，因此不应该赔偿死亡赔偿金。
（二）两者均应该赔偿。理由是不当出生案件中，患儿若有残疾或死亡的实际损害后果，而医院又有过错，上述两项赔偿均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应予赔偿。
（三）两者均不应赔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当出生案件中残疾和死亡的损害后果，均是婴儿自身生长发育形成或导致的，和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医院仅应该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其他损失。
而作为专业医疗纠纷维权律师认为在不当出生案件中，根据损害后果和医方过错，应该赔付患方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一）不当出生案件中，诚如上述第一种观点，患儿出生后残疾，且产检时医院对此存在过错，医院依法应该支付残疾赔偿金。那么举轻明重，出生后死亡，医院依法应该赔偿死亡赔偿金。另外，根据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两者均为物质性赔偿，赔偿的目的均为对受害方将来收入等物质损失的弥补，目的具有同一性，死亡患者若能生存，将来同样有预期的收入，同样应该获得赔偿。若依法可以赔偿残疾赔偿金，而不能支持死亡赔偿金，从赔偿目的性出发，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悖论。
（二）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出生后即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死亡应该享有相应的赔偿。在接受孕产保健服务中，患儿家长追求的是畸形儿在出生前的合理、合法处理和处置，避免其出生、残疾、或死亡等的结果，而不是追求出生后的死亡结果。因为依据现行法律和一般认识，胎儿出生前类似于母体的一个特殊器官，还不是一个法律意义和生活意义上的“人”。出生前的流产和引产对患儿父母和社会的意义、影响、和伤害，绝对不同于出生后一个孩子的死亡对其父母和社会的影响。所以“患方既追求死亡后果又要求死亡赔偿”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三）至于说死亡会减轻患方负担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违背法律伦理，也缺乏现实依据。因为，现实中大部分的残疾生存患儿，他一生中的医疗费、护理费及其他教育、就业等额外花费，远远超出死亡赔偿金等的一次性赔偿额。
（四）医疗机构若不因过错承担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将导致患方和医方的权利义务的失衡。
诚然，不当出生案件中，患儿都有自身基础性的生长发育不良状况存在，这些不是不当医疗行为直接导致的。但是，绝大部分医疗纠纷中，患者都会有基础病和原发病的存在。因此，这并不是医疗机构一个法定的免责基础。患方在医院建档产检，以支付相关诊疗费用为义务，以取得医疗机构专业的产前保健服务为权利这其中包括了解胎儿生长发育状况、获取异常或可疑异常的告知、及专业处置建议等。而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孩子出生后、家长未来是否愿意面临和承担某些负面状况做出自主选择。也就是说，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胎儿父母有权选择放弃生长发育异常的胎儿，从而对自己和孩子未来面临的一系列负面状况进行提前规避。若医方未履行告知和建议的法定义务，导致患儿父母在无任何主观过错的情况下，被动承担任何可能的负面后果和一系列沉重的经济负担，那么作为过错方的医院，应该为其过错行为买单。如果让毫无专业知识、毫无风险防控能力的患儿父母承担大部分、甚至是全部责任，而医院承担少部分、甚至是无需承担责任，那么对今后减少医疗损害纠纷发生，无疑是一个不利的导向，并且患方主观上会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却承担下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而质疑法院的严谨公正。
因此，从权利义务责任衡平的角度，应该让能够控制风险的行为方，在做出不当诊疗行为、导致产检流于形式时，承担或分担一系列损害赔偿后果；让对风险发生无能为力的患者，不承担或少承担自己没有过错、无力防控的不良后果，是符合现有法律规定和公正正义的立法原则的。
（五）不当出生案件，首当其冲损害的是患儿父母的利益，其次才是患儿的生存权和健康权。
有人认为，生存的权利大于一切，因此“不当出生”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任何胎儿都有出生的权利。事实上，我们无法征求一个健全或畸形的胎儿的意思，无法得知胎儿是否愿意出生，是否愿意终身残疾生存，甚至出生后死亡。但是损害其父母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被动接受一个残疾或因严重畸形、即将面临死亡的孩子。对这些目标明确的患儿父母来说，缺陷生命的出生就是一个损害后果，优良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应当远大于缺陷生命存在的价值。如果彻底否定父母优生、自主选择权衍生的赔偿权利，那么我国现行制定的优生优育国策、《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就毫无意义。
因此，患儿父母的选择权只有一次，就是在产检中根据胎儿情况，决定和选择自己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有能力承担胎儿出生后的一切经济和精神上的后果。但是当残疾患儿出生后，不管孩子状况为何，患儿父母即负有法定的，不容推卸的抚养义务，须无条件承担包括医疗、教育、喂养、护理、成年后的抚养（若需要）等法定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的承担，是否是违背患儿父母医院的、是否是被动承受的。而至为重要的一点是，产检时医疗机构是和患儿父母建立的诊疗关系，在法定范围内遵从父母的意愿是第一位的，越俎代庖揣测父母腹中胎儿的“意愿”，却严重侵犯法律赋予患儿父母的意思自治权，是欠妥的和缺乏法律依据的，此时医疗机构侵犯了患儿父母的知情、同意、选择权，并因此严重加重了其父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因此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医院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赔偿责任。
进一步讲，残疾儿在出生后，其残疾的痛苦、缺陷生命的损害、生存与生活的艰难，尤其是将来父母去世后孤身一人所面临的困境时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而漠视这些损害，忽略人性的基本关怀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正义观念。
（六）未经产检和经过产检的法律责任承担应该有所不同。
对比一下，假如一个从未经过产检、来医院生产的产妇，娩出一个严重畸形、或因畸致死的胎儿，医疗机构自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家长实施的是一个高度自担风险的行为，其对残疾或死亡的后果自行承担；若家长经过专业机构严格产检，仍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一个严重畸形、或因畸致死、而同时医院在产检发现异常时秘而不宣，家属是否还应该对此残疾或死亡后果独自承受？
当然，胎儿畸形本身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没有关系，但是“畸形胎儿”不当出生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必须的因果关系，因些在责任比例的承担方面可以适当减轻医院的赔偿责任。
2015-12-22 09:59:57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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